2020年12月23日下午，由历史文献研究所及“文献学与经学史”研究群主办的舜徽讲坛·学术论坛第一期在科学会堂301会议室顺利举行。讲座主题为“从《春秋左传补注》的撰作过程看惠栋汉学思想之演进”，由历史文献研究所樊宁老师主讲，陈冬冬、吴柱担任点评人。历史文献研所、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董恩林、张固也、黄珏、冯玉荣、郭涛、谢祺、吕思静等老师出席讲座。
讲座伊始，樊宁老师指出，目前学界往往将《春秋左传补注》用来探讨惠栋精研诂训、尊古崇汉的治学思想及其特质，却很少关注这种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樊宁老师从文本考订入手，首先梳理了惠氏批校本、稿本、刻本之间的关系，考述《春秋左传补注》撰作之大略，以此为基础，探寻惠氏《左传》学思想的演变轨迹，明晰其汉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提出惠氏《左传》学思想并非学界普遍认为的将尊古崇汉一以贯之，而是经历了由汉宋兼采到尊崇汉学的转变。
在第一部分，樊宁老师详细介绍了惠氏《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稿本和刻本的情况。
惠氏《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原本或已不存，樊宁老师所据为清人张尔耆过录本，见载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该本有朱、墨双色校语，朱笔为惠有声或惠士奇校语，墨笔爲惠栋校语，墨笔数量占三分之二以上，包含惠栋晚年批校语。
惠氏批校语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为校勘文本异同。惠氏批校本《春秋左传注疏》以毛晋汲古阁本为底本，属十行本系统。批校语显示，惠氏主要使用宋刻八行本对勘毛本，批语中一一罗列异文并有所判定。此外，惠氏还使用唐石经进行校勘，纠正顾炎武校勘之误，并对唐石经的初刊、改刻、补刻做出详细考察。由于宋刻八行本不附《释文》而毛本有《释文》，惠氏借明翻刻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对这一部分进行了校勘。惠氏批语不仅列出诸本不同之处，还原宋本面貌，有助于明晰八行本与十行本之差异，还校正了毛本诸多错譌衍漏，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校勘态度。其二为批驳杜注孔疏。惠氏批校本中，惠有声、惠士奇、惠栋三代手迹都有纠杜注舛误之语，可与《左传补注》序文相印证，说明惠氏学有渊源。其三为阐释经传文意、评述人物事件。除了训释字之外，批校语中还有许多阐释经传文义、评述任务事件的条目，也是惠氏《左传》之学的另一特点。其四为博采群书引文。批校本广泛搜集材料，征引文献上及先秦两汉，下至时人著作，不分时代，不分汉宋，凡可取者皆抄录汇集；多直录原书，罗列各说，考释与裁断之语较少。
接下来，樊老师详细介绍了《春秋左传补注》稿本的情况。该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有一册，四卷。全书无界栏框格，无页码，正文以墨笔大字书写，半叶十行，行二十字， 整齐利落，清晰醒目，首页首行顶格题“春秋左传补注卷一，东吴惠栋”，其馀九行皆上空一格书写。卷首右下方有“虞山李氏”和“卷盦六十六以后所收书”两方朱文藏印。书内有大量删改、勾抹、增补的笔迹。
《左传补注》稿本对推测此书撰作时间意义重大。就现有材料来看，《左传补注》初名为《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为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以前。至乾隆六年左右，随着“古义”思想日趋成型，惠氏又作相关修订，乾隆八年惠氏得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又进行增补，故《左传补注》稿本修补部分完成于乾隆八年或稍后。
随后，樊宁老师介绍了《左传补注》的刻本系统。惠氏《左传补注》刻本主要有六种。乾隆十三年李文藻校刻本为初刊本，内容完整，无阙文，讹误较少，刊刻精美。《四库全书》所据底本为李氏刻本，二者基本一致。乾隆五十四年周永年《贷园丛书》重印本是李氏刻本的修补后印本，阮元主编《皇清经解》本是据李氏书板重新刊刻，然二书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钉与阙文，版本价值大打折扣。《墨海金壶丛书》本与《守山阁丛书》本经过校增删改，新增不少讹误，故版本价值最劣。由此可见，《左传补注》的刻本系统较为简单，李氏刻本为其祖本，版本质量最高。
第二部分，樊宁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惠氏批校本、稿本和刻本的关系。
首先，比较批校本与稿本可以发现，惠氏批校本与稿本的内容差异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批校本有，稿本无，仅隐、桓、庄、成四公，批校本就比稿本多出632条校语，可见惠氏并未将所有批校语都放入稿本中，而是择取了一小部分。二是稿本有，批校本无，仅隐、桓、庄、成四公内容中稿本独有的校语有32条，可见惠氏撰写稿本时，又进行了增补。三是批校本与稿本皆有，但内容存在差异。可见惠氏并没有将批校语全部放入稿本，而是有所选择，并在批校语的基础上，增补考辨，得出结论。这使得批校语简单散乱的色彩逐渐退去，稿本的每条校语变得详实有据，言有所本，显示了惠氏深厚的考据功底。
其次，《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也存在诸多不同，主要表现为分卷差异和内容差异。
稿本分四卷，卷一隐公元年至僖公三十三年，卷二文公元年至襄公九年，卷三襄公十年至昭公十二年，卷四昭公十三年至哀公二十七年。而刻本则皆分六卷，卷一隐公元年至僖公二十一年，卷二僖公二十二年至宣公十八年，卷三成公元年至襄公二十一年，卷四襄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三年，卷五昭公四年至昭公二十四年，卷六昭公二十五年至哀公二十七年。
内容差异可分三类。一是稿本有，刻本无，统计隐、桓、庄、成四公，稿本有33条校记刻本皆无，可见惠氏进行了删减。二是稿本无，刻本有，此类亦有12例，当爲惠氏增补而来。三是稿本与刻本皆有，然文字存在差异。
由于惠氏《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内容存在诸多不一致，可见刻本所据底本很可能非此稿本，而在同一条目中，刻本多对稿本内容进行修补，故刻本所据的底本很可能是一个晚于此稿本的修订本，这丰富了我们对《左传补注》版本流传过程的认识。
此外，批校本中包含惠栋晚年论定之说。惠氏传《左传补注》初稿时仍征引《古文尚书》及伪孔传，而刻本和批校本则指明其为伪书。又，成公十三年“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条，稿本仅罗列版本异文及他书引文，未有片词分析，批校本则在异文的基础上，增加《汉书》引文，并从杜注解释及词句对应上剖析，最终认爲作“养以之福”更符合文意，同时指责唐石经之谬。可见批校本此条应作于刻本之后，极可能是惠氏晚年增补而来。
樊宁老师介绍了惠氏《左传》学思想形成的路径，将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早期思想。从批校本与稿本可知，惠栋自幼承袭家学，治《左传》主纠杜注之失。征引著作上，博采衆籍，不分时代，旁搜广摭，汉宋皆采，凡有可取者皆钞录汇集，无门户之见；撰述体例上，多直录原书，罗列各说，不分次序，较少作裁断，尚缺乏详细严谨的分析考释，体现出未经深入阐述的杂乱。不论是征引唐以前之书，还是唐宋以下诸说，惠氏的目的就是规正杜注，此亦是撰作之初衷。可见，惠栋早期的《左传》学思想并不是崇尚汉学，主要还是以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爲主。
第二个阶段是由“汉宋兼采”到“独尊汉学”。《左传补注》稿本完成后，此后数十年间惠氏又进行了大量删增修订工作，直至晚年仍在继续批校。而经此一过程，惠氏的《左传》学思想倾向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学识不断积累，在修订过程中，惠栋逐渐开始怀疑、否定、批判唐宋以下的经解之说，此乃其思想由唐宋返汉的重要转变，汉学化倾向日趋显现。惠栋一方面批判唐宋之后的经说，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汇集汉儒古注并加以阐释，逐渐使得《左传》的经义条理清晰，渐趋明畅。从《左传补注》的修订过程中，我们亦可窥见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家学传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承袭性。
最后，樊宁老师提出，对惠氏思想形成过程的考察，可以对学术界目前的两种主流观点有所补正。这两种观点一方认为惠栋以汉学治《左传》，而尊汉太过，惟汉是从则是其缺点与不足；另一方则主张惠栋兼有“尊汉求古”与“实事求是”两方面特点。以上两种观点皆依据《左传补注》刻本而来，而刻本并不能准确反映出惠栋的《左传》学思想，因此，结合批校本、稿本和刻本，梳理出惠氏撰作过程的工作对于准确认识惠氏《左传》有着重要的意义。
樊宁老师的精彩报告引起了现场热烈的讨论。评议人陈冬冬老师认为樊宁老师的工作通过对惠栋著作时序性的考察，解决了清代学术史上关于惠栋《左传》学特点的争论。陈老师认为批校本、稿本、刻本之间是否呈线性关系有待商榷，并表示，希望能看到樊老师对惠氏《左传》之地位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做更多阐释。评议人吴柱老师认为樊老师的研究做得非常扎实且丰富，并就樊老师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吴老师认为，用“转变”一词描述惠氏学术特点的变化值得商榷，改作“倾向”或更加严谨；此外，如能见到李文藻刻本所据原本，本研究的结构和逻辑会更加完善、圆融。
董恩林老师充分肯定了樊宁老师的研究，鼓励在座的同学们学习樊宁老师广泛比勘的研究方法。董老师还强调了研究兴趣的重要性，激励同学们将问题意识和自身兴趣结合，勤奋用功。张固也老师对樊宁老师的报告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同意吴柱老师对于“转变”的意见，指出据批校本、稿本及刻本异同判断撰作思想应当更加谨慎。黄珏老师指出，《左传补注》凝集惠氏四代人的思想，区别惠栋个人思想与父祖思想有一定难度，当慎之又慎，做出进一步说明；希望在说明惠氏《左传》学思想转变时，能结合清代学术史，上溯前代学术史，并以历代左传学者中“批杜”的传统为例做了简略的说明。郭涛老师建议，结合惠栋个人经历和当代学术背景，而不仅仅是从文本出发，或可使思想史的研究更加丰富。樊宁老师一一回应了老师们的建议，同与会老师们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在座同学们获益良多。
